领导科学丨提升领导干部契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数智本领

十大品牌 2025年10月22日 07:04 0 admin

【作者简介】刘松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科技浪潮奔涌的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正以超越想象的速度和深度嵌入社会肌理，重塑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及公共治理的基本范式。2025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提醒我们要重视领导干部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作为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性与引领力，不仅关乎个人能力的提升，更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在这场智能革命中，打破传统思维桎梏，锻造契合时代需求的数智本领，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性革新，成为摆在领导干部面前的紧迫课题。

一、人工智能助力领导干部工作效率提升和治理实践创新

人工智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工具，而是重构治理模式的核心驱动力。从日常办公到战略决策，从政务服务到城市治理，人工智能技术正全方位渗透到领导干部工作的各个环节，通过赋能提效、辅助科学决策、优化治理场景，为现代化治理注入新动能。

人工智能驱动工作效率跃升，推动办公模式与管理流程的系统性变革。传统行政工作中，领导干部常陷于信息过载与事务缠身的双重困境。政策文件堆积，事务性工作繁杂，严重挤压战略思考与决策时间。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强大的信息处理与流程优化能力，极大地减轻领导干部的工作负担。例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智能文档处理软件可以自动识别、分类和归档文件，还能对文件内容进行摘要提取和关键信息标注，使领导干部能够快速获取重要信息，节省大量处理文件的时间。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自动化流程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数据录入、报表生成等重复性工作，不仅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还减少了人为错误的发生。更值得关注的是，AI智能体正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向新的高度，这些智能体能够理解复杂指令，在文件流转、数据填报、审批处理、组织会议等环节实现端到端自动化，仅将异常情况提交人工干预，可以成为领导干部的得力助手。另外，在组织管理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干部队伍建设注入新活力。一些地方探索建立干部数字画像系统，整合履职数据、培训记录、群众评价等多维信息，实现全面准确的人才盘点，为领导干部能力评估与培养方向提供客观参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的数智学习平台可根据领导干部知识短板自动推送相关课程，针对性助力干部成长；数智激励和考核平台可以细化激励要素，科学设定考核指标，自动进行精准评价和及时激励，激发工作积极性。

人工智能强化科学决策支撑，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和前瞻性。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融合、模式识别和仿真推演，为领导干部提供了强大的认知增强工具，推动决策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智能驱动深刻转型。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整合多源海量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政府公开数据以及行业报告数据等，深入挖掘不同数据之间的潜在联系，洞察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准确把握社会动态和民众需求。通过实时监测舆情变化，对民众的关注点和情绪倾向进行量化分析，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借助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构建的智能决策模型，可以对不同方案进行模拟推演，评估经济收益、社会影响、环境效益等实施效果。通过构建多种情景模型，为领导干部呈现更加全面、细致的政策实施预测结果，帮助领导干部比较各方案的优劣，选择最符合地区和行业发展需求的政策方案，降低决策风险。

人工智能重构治理互动关系，推动治理模式向精细化、人性化升级。人工智能不仅优化政府的内部运行，更深刻重构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得到技术赋能。一些地方政府推出智能政务服务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实现24小时在线服务，解答常见问题，办理常规事项，大幅提升服务可及性。在城市治理中，城市大脑等人工智能系统整合城市交通、能源、环境等领域数据，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智能调控，在交通疏导、污染防治、犯罪预防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风险防控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对各类风险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提前制定预案，防范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的发生。比如在疫情防控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疫情传播风险评估、人员流动监测，为政府制定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智能算法进行物资的合理调配，确保抗疫工作的高效开展。

二、领导干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需应对多维度风险与挑战

技术是把双刃剑。在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的同时，其快速迭代性、数据依赖性、算法复杂性也给领导干部带来了认知、能力、安全、伦理等多维度挑战。这些挑战若不妥善应对，不仅会制约技术效能发挥，更可能引发治理风险，影响政府公信力。

一是认知断层，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与应用实践存在滞后性。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颠覆性潜能与广泛渗透性认识模糊，对其底层逻辑、技术边界和潜在局限缺乏深入理解，对算法决策、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核心概念存在疏离感甚至排斥心理，未能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已成为重塑产业格局、优化公共服务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特性与政务系统的稳定性要求形成天然矛盾，从大语言模型到AI智能体的技术演进，每一轮突破都带来新的应用场景与治理范式，但领导干部的知识更新滞后，既无法充分发挥技术效能，也难以识别智能系统运行中的异常风险。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干部将人工智能视为万能解决方案，过度依赖智能系统输出，忽视技术模型的假设条件与适用场景，陷入技术崇拜的误区，丧失治理决策的主动权与判断力。

二是能力危机，数字素养储备不足，模型思维与技术应用能力欠缺。部分领导干部的能力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存在明显落差，其传统经验决策模式在海量、多元的大数据面前力有不逮，缺乏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洞察规律、预测趋势、辅助决策的能力，无法有效解读人工智能生成的决策支持信息，难以指导技术团队优化算法模型，更难以在复杂局面中迅速抓住主要矛盾，精准施策。数字素养与模型思维的缺失，成为制约科学决策的关键短板。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需要懂技术、通业务、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干部队伍结构难以满足这一需求。领导干部在统筹人工智能治理项目时，面临技术人才短缺、跨学科团队协作困难等问题。部分地区为弥补人才短板，过度依赖外部技术公司，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利于掌控治理自主权。在智慧政务推进中，甚至有干部因技能不足，对新技术持抵触态度，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

三是数据困局，数据安全风险防控难度加大，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问题凸显。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以海量数据采集为前提，而政务数据涵盖大量敏感信息，包括个人隐私、经济数据和公共安全数据等。部分地方政府存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缺失、技术防护措施薄弱等问题。一些智能决策平台为追求算法精度，过度采集民生数据，易引发数据滥用争议。数据安全事件不仅侵害公众权益，更损害政府公信力，对治理合法性构成潜在威胁。在数据质量方面，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存在壁垒，数据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领导干部在推动数据整合时，还面临数据权属界定模糊、部门利益协调困难等挑战。部分地区急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在数据质量未经核验的情况下仓促构建模型，导致“垃圾数据进、垃圾结果出”的现象，严重影响决策科学性。

四是伦理风险，算法偏见难以完全规避，人工智能应用相关问责机制尚不健全。人工智能算法的黑箱特性可能将社会既有偏见嵌入治理过程，导致决策不公。算法训练数据若存在历史偏见，会通过模型迭代不断放大。例如在公共资源分配中，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分配模型可能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执法监管中，带有群体标签偏见的算法可能导致选择性执法。领导干部若缺乏对算法偏见的识别能力，可能使技术工具沦为固化不公的推手。同时，算法决策的责任界定存在难题。在复杂治理场景中，算法决策涉及数据提供者、模型开发者、系统使用者等多方主体，责任链条模糊。部分地方政府在引入人工智能决策工具时，未建立完善的算法审查与问责制度，出现政策失误时难以追溯责任主体，这不仅不利于风险防控，更可能助长领导干部对算法决策的依赖心理，弱化其责任担当意识。

五是信任挑战，技术运行透明度不足，治理过程中人性化关怀易被弱化。公众对人工智能决策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要求日益提高，但人工智能算法黑箱使公众难以理解其决策逻辑。当人工智能系统作出与公众预期不符的决策时，容易引发质疑和抵触情绪。领导干部若不能回应公众对技术透明性的诉求，可能削弱政府治理的社会认同基础。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在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众越发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判断，导致治理的“去人性化”。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若过度依赖人工智能预警系统而忽视人工复核，可能因系统误判引发处置失当，损害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公信力。领导干部需要在技术效能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人机协同失衡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三、领导干部数智素养培育与数智治理能力提升实施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领导干部不能只是被动适应，而应主动变革。通过认知层面的辩证重构、能力层面的系统提升、治理层面的模式创新，实现从技术跟随者到治理引领者的转变，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治理现代化。

深化认知革命，构建辩证的技术观与系统思维。认知是行动的先导，领导干部需突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表层理解，建立辩证认知框架。其核心是把握技术逻辑与边界，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原理，即大数据是基础，算法模型是核心，算力支撑是保障，三者的协同作用决定了人工智能的治理效能。在社会治理中，领导干部需认识到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不仅是技术堆砌，更是数据要素、算法规则与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这种系统认知能够使干部从全局驾驭人工智能技术，而非被动依赖技术输出。构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辩证认知框架，关键是要破除两种极端倾向。其一是要走出“技术万能论”的认知误区，认识到人工智能预测模型的局限性，比如算法虽能整合海量经济数据，但难以完全捕捉区域文化、政策弹性等非量化因素。其二是抛弃“技术无用论”偏见，明确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趋势预测等领域的不可替代价值。在决策中始终要明确人工智能的辅助定位，即在数据处理、趋势预测等领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在价值判断、人文关怀等领域强化人类主导作用，形成人机协同而非对立的共识。

推动能力跃迁，系统提升数智素养，锻造人工智能时代综合履职能力。能力升级是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领导干部需构建“数智素养+跨界能力+人文技能”的复合型能力体系。强化数智基础素养，要求领导干部在数据解读上，掌握基本数据分析方法，能识别人工智能报告中的数据偏差，如区分相关性与因果性，避免被“看起来好”的数据结果误导；在技术应用上，熟练运用智能办公工具、数据分析平台等基础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在风险识别上，需培养对数据泄露、算法偏见的敏感性，对政务系统中可能的安全漏洞和算法公平性问题有基本觉察。提升跨界整合能力，包括跨部门数据协同能力，通过协调技术、业务、监管部门利益，建立标准化数据共享机制；跨领域团队领导能力，在人工智能项目中统筹技术专家、业务骨干、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跨层级资源调配能力，精准对接上级技术资源与基层治理需求。筑牢人文核心技能，这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做到的情感共鸣、价值引领和人际协调。在情感共鸣上，领导干部应多到基层“面对面”交流，用关切问候、耐心倾听让群众感受尊重，通过共情理解各方诉求，用人文关怀化解对立情绪；在价值引领上，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通过政策解读、思想疏导平衡多元利益，将个人诉求与集体目标有机结合，构建社会共识；在人际协调上，面对突发群体事件、历史遗留矛盾等需要灵活变通的场景时，需要亲临现场沉着指挥，坦诚沟通稳定人心，协调各部门利益分歧，打破行政壁垒形成治理合力。

加速治理升级，创新人机协同治理模式，完善场景化应用实践机制。治理升级的目标是实现技术效能与人文价值的统一，需从决策机制、伦理规制、场景优化三方面系统推进。构建人机协同决策机制，核心是实现“人类主导+人工智能辅助”，在推进智能应用时，始终将增进人民福祉、保障公平正义、尊重人的主体性作为根本出发点。在决策流程上，应构建“数据感知—人工智能分析—人类研判—动态优化”的闭环体系，其中人工智能负责数据清洗、趋势预测等基础性工作，人类聚焦价值判断、风险评估等核心环节，确保在关键决策、涉及伦理困境和情感关怀的场景中，人类保有最终判断权和决定权。建立全流程算法伦理规则，在算法准入环节，建立算法合规审查清单，对涉及公共资源分配、执法监管等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公平性、透明性评估；在运行环节，推行算法可解释性报告制度，要求技术方对关键决策节点的算法逻辑进行通俗化说明；在问责环节，明确责任主体，建立人工智能决策追溯机制，对算法错误导致的决策失误实行双问责，既追究技术应用者责任，也倒查算法开发者责任，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轨道。推进场景化服务优化，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治理场景深度融合。在政务服务领域，通过“AI智能体+人工复核”模式提升服务效率。例如，深圳市福田区部署的首批70名智能体，已覆盖公文处理、民生服务、应急管理等11大类场景，使民生诉求分拨准确率从70个提升至95%，社保申报、证照核验等流程化任务错误率低至5%。

强化组织支撑，构建数智素养培育保障体系。能力提升除了需要领导干部个人的努力，还离不开系统性的组织保障，从培训机制、人才供给、激励导向三方面协同发力。在培训体系建设上，实施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针对高层领导干部，开展人工智能战略思维与治理前沿研修，聚焦技术趋势研判与风险防控；针对中层干部，开设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与数据分析实操课程，强化智能办公、决策支持系统的实战能力；针对基层干部，开展场景化应用培训，重点提升人工智能政务平台操作、民生数据初筛等基础技能。培训方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解析各地成功实践，通过讨论和现场调研激发人文情怀，依托模拟政务场景开展算法模型测试、数据安全演练等实操训练，确保培训实效。在复合型人才建设上，一方面拓宽引进渠道，定向招录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专业人才充实干部队伍，从科技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柔性引进人工智能专家担任技术顾问；另一方面加强本土培育，实施“业务能力+人工智能技能”双提升计划，选派优秀干部到科技企业挂职锻炼，支持干部参加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进修，培养既懂政务业务又通技术原理的双料人才。同时建立数智人才库，动态储备技术型干部资源，为人工智能治理项目提供人才支撑。在激励机制上，将数智素养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效、数据治理成果作为评优评先、晋升提拔的重要参考，对在智能政务创新、算法风险防控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干部给予表彰奖励，形成“学数智、用数智、强数智”的鲜明导向。

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深刻重塑了治理的形态与内涵，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再次将我们推向治理变革的十字路口。对领导干部而言，数智赋能绝非选修课，而是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成败的必修课。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变革，本质上是治理理念、能力与模式的系统性重构。唯有通过认知革命打破思维桎梏，凭借能力跃迁夯实履职基础，依托治理升级创新实践路径，才能在技术与人文的交融中，构建更高效、更公平、更具温度的数智治理新范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领导干部还需保持认知的动态更新和能力的持续提升，在技术创新与治理稳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