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奖之后，2025年日本再获诺贝尔化学奖，本世纪已达21枚

排行榜 2025年10月08日 23:36 0 admin

二○二五年十月，当日本科学家北川进与英美两位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这已是日本在本世纪获得的第二十一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仅两天前，日本免疫学家坂口志文刚刚摘得生理学或医学奖桂冠。这种"双响炮"式的斩获，让外界再次聚焦一个老问题：一个在经济上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的国家，为何能在基础科学领域保持如此强劲的竞争力？从二○○○年至今的二十五年间，日本几乎以年均近一枚的速度收获诺奖，这一成就不仅在亚洲独树一帜，在全球范围内也仅次于美国。

北川进因开创性研发金属有机框架而获奖，这种多孔晶体材料在气体储存、分离和催化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三十多年持续深耕才获得国际认可。坂口志文的情况类似，他在一九九五年发现的调节性T细胞及其转录因子FOXP3，为理解免疫系统如何避免攻击自身组织提供了关键机制，这一发现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验证和完善过程。这两位科学家的获奖轨迹，恰好展现了日本科研体系的核心特征——长期主义、耐心积累和对基础研究的坚守。

日本的诺奖"井喷"并非偶然。统计显示，本世纪获奖的二十一位日本科学家中，绝大多数的核心研究工作完成于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恰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和随后的泡沫经济时代。那个时期，日本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以上持续投入研发，其中基础研究占比超过百分之十二，形成了雄厚的科研积累。更关键的是，即便在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后，日本对科研的投入并未大幅削减，政府、企业和大学构成的三角支撑体系依然稳固运转。

制度设计的长效机制

日本科研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制度化的长期支持机制。二○○一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五十年内获得三十枚诺贝尔奖"的目标，这一看似狂妄的计划实际上建立在对科研规律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该计划配套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改革大学治理结构、推动产学研合作等。虽然日本经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陷入低迷，但科技预算基本保持稳定，二○二四年科技预算仍维持在约四万亿日元规模。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对青年科研人员的系统支持。卓越研究员制度每年遴选约一百五十名四十岁以下的优秀研究者，为他们提供长达五年的稳定资助，入选的自然科学研究员每年可获六百万日元经费，无需频繁申请项目即可专心研究。这种制度设计避免了年轻科学家过度陷入"项目申请-经费竞争"的循环，让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能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本庶佑、山中伸弥等多位诺奖得主都曾受益于类似的青年支持计划。

日本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充分的安全感。与美国"非升即走"的竞争模式不同,日本大学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后即获得事实上的终身职位，这使得研究者可以承受长期不出成果的压力，敢于挑战难度大、周期长的课题。北川进在京都大学工作四十余年，坂口志文从大阪大学到京都大学再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持续推进同一方向的研究。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环境，正是诺贝尔级成果诞生的土壤。

企业在日本科研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重要。二○○二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来自岛津制作所，他的获奖研究是在企业实验室完成的。日本大型企业普遍设有基础研究部门，索尼、东芝、日立等公司的中央研究所曾产出大量高水平论文。虽然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研发投入有所收缩，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并未完全停止。二○一四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在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开发蓝色LED，同样体现了企业长期容忍技术探索的耐心。

日本科研的传承性也是其独特优势。许多诺奖得主之间存在明显的师承关系，形成了学术世家式的研究谱系。例如，汤川秀树是日本首位诺奖得主，他的学生朝永振一郎后来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朝永的学生南部阳一郎同样摘得桂冠。这种代际传承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延续，更是科学精神和研究品格的传递。年轻研究者在导师指导下培养严谨的学风、长期的视野和对基础问题的执着，这些无形资产往往比具体技术更为重要。

经验的普遍意义与局限

日本的诺奖成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首先，长期稳定的投入是基础科学突破的必要条件。即便在经济低迷时期，日本也未大幅削减科研预算，这种战略定力值得学习。其次，对青年科学家的系统支持至关重要。让年轻研究者在职业早期获得稳定资助和独立研究机会，能够激发创造力并培养长期视野。第三，容忍失败和长周期研究的文化不可或缺。诺贝尔级成果往往来自数十年的持续探索，如果评价体系过于短视功利，很难产生原创性突破。

然而，日本经验也存在局限性和特殊性。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财富，为大规模科研投入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条件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日本相对单一的民族和文化环境，虽然有利于形成共识和长期主义，但也可能限制思想多样性和学术活力。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过于依赖本土培养的封闭模式可能无法适应未来科研竞争的需要。

中国作为后发科技大国，在借鉴日本经验时需要辨证看待。中国的科研体量、投入规模和人才储备都远超日本，但在基础研究质量、原创性成果产出和顶尖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差距。如何在保持高速发展势头的同时，营造更加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如何在强调国家需求导向的同时，给予科学家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间，如何在追求短期指标的同时，保护长期基础研究的土壤——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中国能否涌现诺贝尔级的重大成果。

当北川进和坂口志文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时，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成就，更是一个国家数十年科研积累的结晶。日本的第二十一枚诺奖，既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证明，也是对当前挑战的警示。能否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将决定日本能否延续其在科学领域的辉煌。而对于全球科学共同体而言，日本案例提供的最重要启示或许是：真正的科学突破需要时间、耐心和对未知的持续探索——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