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立群院士：科技创新是中国强起来的“硬支撑”|新京报访谈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受访者供图

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系列专栏

编者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即将启幕的“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意义重大、使命非凡，《建议》则已为这未来五年发展绘就蓝图，其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远景，更有关系每个人的民生大小事。新京报评论部推出“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专栏，陆续刊发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建议》中一共出现了12次“科技创新”一词，是第十个五年规划建议发布以来出现次数较多的一份建议。同时，《建议》也首次用一整段内容来分别阐述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科技创新”一词为何在“十五五”《建议》中出现次数这么多？背后有何深层含义，传递了什么信号？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

张立群从2006年开始带着团队教师和自己的研究生深入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进行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等工作，如今已经有几十余项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为产品，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有几十余位研究生成为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总监。

西安交通大学也为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作出了突出贡献，学校与企业共同建立校企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聘请了上千名企业导师，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于今年1月成立全国首家技术经理人学院，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前不久，在介绍“十四五”时期相关发展成就时，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也先后对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了点名表扬。

科技实力是国家话语权的体现

新京报：“科技创新”在此次《建议》中出现的次数这么多，你认为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特征与发展逻辑？

张立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众所周知，无论衣食住行、生命健康，还是安全保障和共同富裕，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生产力支撑。

《建议》提出，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指标背后，也都需要强大的生产力作支撑，而生产力的核心就是科技创新。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形成我们现在说的“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国家话语权的体现。要实现强国目标，无论是制造业、交通业、航天、教育，还是军事实力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可以说，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战略性、基础性的支撑。

我们党和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也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于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从环境治理到“双碳”战略，从粮食安全到交通强国、航天强国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科技创新来推动。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此次《建议》，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思想和蓝图，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战术指导。要实现这些目标，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新京报：《建议》提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你认为这种表述变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科技体系建设正从“科研主导”向“产业主导”或“科研—产业协同”转变？

张立群：过去，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确存在“两张皮”问题。特别是做基础研究的只关注科研本身，做产业的只关心生产与市场，二者结合得不是很好。

现在不一样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目标，都要求我们要改变这种脱节的局面。因此，“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被放在突出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科技体系建设正从“科研主导”向“科研—产业协同”转变。

过去科研可能更侧重于理论突破和技术研发，而现在将两者融合放在突出位置，表明更加注重科技成果能够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强调科技创新要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以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和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

当前，需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创新的“孤岛现象”，引导产业链的企业和高校共同创新、共谋创新、共享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多方面的支撑，高校在有组织地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在不断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同时，也更加注重科研与产业的协同配合，实现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

新京报：我们之前采访过港澳一些高校校长，发现他们在科研与产业的衔接上做得很好，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你觉得港澳高校在产学研融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内地高校学习？

张立群：肯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港澳的大学科研条件好、经费充足、教师待遇高，特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非常大。

我和港澳大学校长有过交流，他们在基础研究和世界科技前沿研究方面做得非常扎实。可以说，港澳高校的优势是基础研究强、国际化程度高，其基础研究不追求短期功利性成果，而是聚焦前沿领域深耕细作，积累了大量原创性成果，有助于为换代性的或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筑牢支撑。

全球顶尖高校如斯坦福大学的成功模式，本质是打破了“学术孤岛”与产业的壁垒：一方面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基，持续产出颠覆性成果，形成高质量供给；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协作+专利托管转化+硅谷共生”机制，让教授带着实验室成果走进企业，企业带着产业痛点反哺科研，实现“研究-转化-产业”的无缝衔接 。

因此，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我们要筑牢基础，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激活主体，强化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畅通路径，完善成果转化生态，形成“基础研究有突破、产业应用有回报、创新主体有动力”的良性循环。

企业要把创新当作生存之道

新京报：《建议》首次将“企业科技创新”单独成段阐述，提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你看来，这意味着国家创新体系正发生怎样的变化？

张立群：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也与前面谈到的科技与产业融合密切相关。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制造体系是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我们中国人勤奋、聪明、有韧性，把许多技术产品做到“物美价廉”，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中国制造”，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企业不断成长壮大，形成了自己的创新能力。比如华为这样的企业，已经建立起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也不依赖国家资金支持。

在更广泛的中小企业层面，也有一些企业发生了认知上的转变，他们认识到，不创新就意味着被淘汰。因为，“等别人做出来再模仿”的时代已经过去，企业必须主动创新、敢于破局。

其实，我们国家的蓝海市场仍然很大，只要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能找到增长空间。企业既有资金积累，也有人才基础，关键是意识的转变——要把创新当作生存之道。

从国家层面看，也要求我们的实体经济强大。强国的根基在于制造业，而制造业的核心就在于企业的创新力。企业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是把“研究”变成“产品”的“最后一公里”。

因此，把企业确立为创新主体，是符合逻辑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础研究可以被忽视。

鼓励支持企业在学校建立以企业作为需求、投入、管理、转化主体的校企深度融合联合研发中心，打造“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不仅“刀下见菜”解决当下具体技术难题，而且面向未来开展行业技术的系统性、前瞻性、长期性研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京报：我们以前采访发现，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虽然同行竞争激烈，但也会定期坐下来探讨行业发展方向，联合攻关共性技术难题等。而在国内，同行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合作缺失。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立群：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央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内卷”现象，这次四中全会里也特别提到，要解决行业内卷的问题。

过度竞争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带来了价格优势，让全球消费者都能用上物美价廉的商品，但同时企业利润也很微薄，无法积累足够资金投入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需要投入，需要资源。如果整个行业都陷入低价竞争，那谁来承担创新的成本？所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怎么改？这就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家共同努力。

首先，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只有保护创新成果，才能激励更多企业去创新。

其次，要设置合理的行业准入门槛。对于已经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应该坚决不批新项目上马。同时，也要建立行业标准，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但要兼顾好相关企业和员工的安置，这需要政府和协会共同协调。

第三，企业自身也要转变理念积极适应时代发展。比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行业联合体、推动兼并重组来减少恶性竞争。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研发，甚至通过股权合并退出管理等方式融入更大的创新体系，而不是陷入盲目竞争。

第四 要做好创新链产业链的布局规划。美国通过区域创新计划加强对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等关键技术领域进行布局，通过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央地协同，实现区域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部署，避免相互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

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的技术体系调整，我们国家也需要聚焦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创新链布局牵引产业链协调发展，培育区域竞争优势，避免在全国范围内重复布局造成内卷。

中国企业家勤奋、坚韧、有担当，但也习惯于“自己做主”，不太容易形成行业协作文化。现在到了该转变的时候了。要从被动竞争转为主动合作，从“你死我活”的模式，转向联合创新、共赢发展。

让本科生更早参与科研项目

新京报：《建议》提出，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显然，光靠科研突破是不够的。在你看来，我国当前的创新生态中，哪些体制机制环节最需要突破？比如是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评价体系，还是科研经费管理？

张立群：确实，大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但要真正把创新潜力释放出来，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就高校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科研评价体系。如果要鼓励高校科研人员更多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那么评价体系就必须做出调整。因为，这些导向型研究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发表大量论文，也不一定符合传统的职称评审标准。

完善从“唯论文”到“价值导向”的范式重构，精准化推行分类评价标准，创新交叉学科评价机制，建立新的考核维度，比如把实际创新成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纳入评价。

这方面国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现在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中，教师可以拿到绝大部分，比如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教师的收益可以占到80%，学校占20%，这能大大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其次是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支持政策，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起到了明显作用。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仍然存在融资难、创新成本高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创新生态中需要重点解决的薄弱环节。

第三个方面是科研投入结构的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达到3.6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为6.9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普遍达到15%左右。国家应通过建立KPI硬性指标来推动基础研究投入。

此外，国家也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但企业做基础研究并不是要“做学术”，而是为下一步的技术创新打基础。

鼓励支持领军企业、头部企业等与高等院校联合设立“四主体一联合”创新中心，组建“科学家+工程师”团队，构建“企业出题、校企共同凝练课题、揭榜挂帅领题、师生共同答题、校企共同评价”机制，开展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重大工程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孵化与交易、国际产学研合作等。

新京报：《建议》提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作为高校负责人，你如何理解教育体系与科技创新体系之间的协同关系？高校需如何更好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

张立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提法。

中央现在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校就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是这三者结合最紧密的平台。

企业当然也有人才、有研发，但在教育功能上更多是培训、传帮带。而高校在教育与科研上的结合更紧密，如果高校能与企业耦合共同推进协同育人，效能就会成倍提升。

中国高校在基础教育、理论训练方面一直做得很好。因此，我们高校的问题主要不在“基础不牢”，而是在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上还有差距。学生往往习惯于“听课—解题”，但敢不敢质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还需要培养。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学生更早地参与科研。过去，本科生只是研究生的“小帮工”，跟着做些辅助性工作。现在，我们要求让本科生成为一些小项目的“主力”，哪怕只负责一个小节点，也要自己主导研究，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才能培养他们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量。

同时，我们也推动企业参与高校育人。在建立的200多家校企共建联合体中，落实“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在工程化环境、实战化项目、有组织科研、全链条创新中培养卓越工程人才。

我们已经聘请了上千名企业导师，他们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让学生从课堂走向产业一线，学会在实际场景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很多科研课题直接来自企业的真实需求，企业导师进入校园参与指导，学生到企业实地验证成果，真正实现了“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此外，学校设立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这项举措要求高校选拔优秀本科生，通过“保送+企业培养”的方式，进入由中组部牵头实施的“工程硕博士培养计划”。

计划中，学生由“双导师”指导，一位来自高校，一位来自企业，课题由企业提出，经费也由企业出。学生可以在本科高年级就进入、熟悉企业环境，提前接受工程化训练和实践创新训练。这样的培养模式，既能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也能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

从更广义上讲，协同育人不仅仅是学生的培养。企业在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工程师、青年科研人员甚至高校教师自身也都在成长。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共同进步的过程。

所以，我理解的“协同育人”，是要在体制机制上真正实现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既有扎实基础，又有创新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卓越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久的人才支撑。

撰稿 /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