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车、造火箭到玩政治：马斯克的高科技传播之路

撰 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以进入所谓“创始人模式”（founder mode）而闻名——当他对某件事极为关注时，会投入非同寻常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在办公室过夜。

他在收购推特（现称X）时如此，在特斯拉也是如此。在2024年全力支持特朗普时亦如法炮制。而他对2025年1月20日通过行政命令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也带来了同样的投入方式，直到他在5月底离职。

6月5日，马斯克向他的X追随者提问：“现在是不是该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中间80%群体的新政党了？”对这个民调，有超过500万人参与，其中80%的人投票支持，显示出美国公众对建立一个替代当前两党制的新政党的显著兴趣。

一个月之后，马斯克因“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的通过而愤怒，也因受到上述网络投票结果的鼓舞，宣布他将成立一个新的美国政党。

又过了一个月，马斯克仍未采取任何成立新政党所需的正式步骤，也已经数周未公开提及这一想法。

在美国，成立一个新的政党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包括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相关文件、收集各州选举名单上的签名，以及招募候选人参加明年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资源密集且耗时的过程，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马斯克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工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斯克不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回到这一项目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他将加入那些多年来试图挑战美国两党制的商人行列。

近年来，马斯克在政治领域的角色日益突出，尤其是在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以及参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之后更是如此。作为多家大型公司的拥有者，他参与了多项政治计划。他从过去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转向支持共和党人士，包括特朗普。他的政治立场常被描述为极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并因在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话题上的观点而受到批评。同时，他也以自称“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而闻名，然而这一姿态因X平台上错误信息与仇恨言论的扩散而引发广泛争议。

不论马斯克之后的政治走向如何，他体现出通过高科技叙事推动政治动员与组织化的新范例，代表着一种综合了社交平台操作、个人品牌构建与跨界政治参与的新型政治策略。

进入X，

就进入了马斯克王国

自2022年收购推特并更名X以来，马斯克已成为该平台的主导力量。他的粉丝数量增长超过一倍，达到2.2亿以上。美联社发现，其他前十名账号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像马斯克这样实现持续、逐月的粉丝增长。结果是，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通过掌控着全球数亿用户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最受欢迎的账号，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鉴于支撑X平台运行的算法缺乏透明度，很难确切判断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马斯克账号如此异常且持续的增长。但分析过X平台数据模式的研究人员认为，该平台的算法在某些时候确实被调整，以放大马斯克的声音。他利用平台算法，将自己和意图传播的信息推向最前，从而成为平台的“第一出镜者”。这形成了某种“数字信仰引擎”，驱动舆论走向而非提供平衡讨论。

马斯克收购X时，曾承诺将其打造为言论自由的避风港。然而事实上，X并非作为一个中立的言论论坛，而是成为马斯克本人的“巨型麦克风”。马斯克频繁宣称其平台是“数字公共广场”，将政治议题包装为“言论自由的斗争”，这种戏码为极右翼或颇具争议的观点开辟空间，进而促进支持者和追随者的活跃回应。这种转变赋予了他广泛的权力来引导公众注意力。

可以说，马斯克对X的运营不仅是一项商业行为，也不只是个人意识形态的表达，更是在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影响力结构：它绕过了既有的政党体系，边缘化了媒介精英的编辑制度，把焦点转向一种以技术为媒介的魅力型个人主义。

这个新模式的核心，是对政治中介结构的根本性重组。传统的政治传播路径是：政党→大众媒体→公共舆论；而马斯克打造的传播体系，运作逻辑截然不同：意见领袖（马斯克或其支持者）→平台（X）→追随者/选民。

在这个结构中，平台本身就成了一种制度性存在，取代了政党和媒体的角色。马斯克的个人干预——无论是调控推荐算法、主持与政治人物的直播对谈，还是转发具高度争议性的迷因——都营造出一种即时、情绪化、看似“真实”的连接关系。这种影响力并不基于纲领的系统性，而是建立在可见性、共鸣与身份符号之上。

依托于崭新的结构，马斯克成为国内外的“造王者”。据美联社对公开数据的分析，他重点培养的对象包括欧洲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激进影响者。他的平台加速提升特定政治人物影响力，例如极右翼候选人的推文被放大数倍，引发支持者响应行为。马斯克在网络上与这些人的互动已经延伸到政治背书、政策倡导，甚至涉及资金支持。他正在帮助跨国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移民、推翻进步政策，并推动一种极端的言论自由观。虽然他的这些举措在某些国家引发了强烈反弹，但他促进的硬右翼政党和个人联盟，正在动摇维系美欧关系逾八十年的跨大西洋纽带基础。他的主导地位带来了现实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引发了欧洲对于外来干预的担忧——这次的威胁竟然是来自传统盟友美国。

技术愿景

取代传统政策承诺

马斯克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拥有文化影响力，更在于他具备广阔的技术生态控制力：他不是依赖于平台——他拥有平台。而他控制的技术资源，远不止X这样一个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他还拥有xAI，可用于实时生成、放大话语立场的AI工具；Neuralink，象征脑机接口的人机融合愿景；Starlink，提供全球范围内不受审查的网络连接，深具地缘政治意味；Tesla/SpaceX：提供未来主义的象征资本，为其理念赋予科技合法性。

在这个对政治普遍感到幻灭的时代，马斯克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角色——他既不是候选人，也不是党魁，而是一个技术先知（technologist-prophet）。通过火星殖民、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未来图景的描绘，马斯克打造出一套可与传统政治语言抗衡的叙述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政策主张被未来蓝图取代，而政府责任感则被工程师的天赋与魄力所遮蔽。

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马斯克都不是在竞选，而是在“贩卖未来”。他如今所建构的，已不仅仅是火箭发射台与社交平台，更是一种新的合法性语法。在这套语法中，“未来本身”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正当性，令今天的政治纷争显得低效而陈旧。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某种更新的东西：一种被技术幻想（techno-vision）驱动的“平台民粹主义”。

在传统民主政治中，领导者通过提出明确的政策来争取信任：税收计划、医保改革、气候倡议等。这些提案必须在公众机构中接受辩论、审查与修订。而马斯克完全绕过了这一模式。他的政治语言是末世般的、救赎式的：

火星，不只是科学目标——它是人类文明的“逃生计划”；

AI对齐，不只是学术议题——它是道德上的生存命题；

Neuralink，不只是设备——它是对人类局限的终极挑战。

这些愿景并不寻求公众共识，而是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呈现，背后是一种深信不疑的技术信条：技术进步比民主协商更快、更干净、更可靠。在马斯克的世界观中，我们不需要更好的政策——我们需要“把出路造出来”。

马斯克通过与影视作品的巧妙关联（如与《钢铁侠》中的托尼·斯塔克形象对位），营造出“未来科技救世主”的角色，强化自己在公众意识中的愿景领袖身份。这种形象推动他的技术倡议在粉丝群体中获得情感上的广泛认同。但假如这些未来图景不能击中公众心理的深处，它们也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的确精准地回应了某些群体的深层焦虑。

对成长于“颠覆文化”与算法逻辑中的科技青年，马斯克的愿景带来了政党和制度无法给予的兴奋感、规模感与目标感。

对于“理性主义者”和“长远主义者”来说，马斯克的事业体现了“生存伦理”：要么带人类逃离地球，要么确保AI不会毁灭我们。

对于自由主义企业家，他是“主权创新”（sovereign innovation）的象征——一个不受国家低效与道德说教束缚的建设者。

而对许多在后工业时代感到被边缘化的中产男性来说，马斯克那种粗犷的未来主义唤起了某种久违的“做大事者”幻想，填补了技术官僚主义与身份政治无法抚慰的空白。

甚至连全球主义精英与“无所归属”的数字阶层也对他的雄心抱有好感。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过于狭隘，而星际文明才是无限的。在这种叙事里，民主是地方性的，而马斯克是“超星球”的。

新型政治叙事：

以未来决定当下

马斯克的核心叙事是“科技自由主义”（techno-libertarianism），将技术发展与政治理念绑定：

例如，致力于太空探索，是加强美国领导力、对抗地缘政治竞争的故事，目的在于激发“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情绪；电动车研发，宣扬的理念是市场创新优于政府管制，吸引自由市场派；人工智能主打技术自主权、防止政府垄断，获得科技圈支持；X平台将言论自由绝对化，聚合反主流媒体群体。

马斯克用这样的叙事勾勒“未来社会”，并不只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建造讲故事的路径。

这种路径就是“模拟未来政治图谱”，是一种“未来决定当下”的时间倒置。他的叙事不关注当下的妥协或分歧，而是投射一幅技术必然实现的远景——无论是“人类必将成为多星球物种”也好，还是“脑机接口必然改变认知方式”也罢。这让现实中的政治议题变得次要，甚至被“技术命运”所遮蔽。

传统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充满矛盾冲突，比如劳资矛盾、国家与市场的拉锯、阶级和身份政治等。而政治的功能之一就是协调和调解这些冲突。

马斯克的未来图谱却将复杂的社会冲突简化为工程难题和技术挑战，不再是“利益如何分配”，而是“如何通过算法优化和技术突破实现效率最大化”。政治问题被技术问题替代，社会矛盾被技术方案“解决”，构成一种明显的非政治化。

或者说，马斯克的“政治”更多体现为一种技术架构设计——通过卫星网络覆盖全球、通过自动驾驶实现交通革命、通过脑机接口重塑认知，这些技术系统自身即构成了新的治理空间和社会秩序。

换言之，意识形态从口号和政策转变为系统架构和技术生态，其合法性不再建立于价值共识，而是建立于“系统能否运行”的事实。

马斯克成功地将科技叙事与政治动员相结合，不断通过梗图、简短推文和争议性言论，营造“反精英、反审查、技术救国”的品牌人格，让政治理念在粉丝社群中自然传播，从而将粉丝社群政治化。他还聪明地利用“参与感”，让粉丝在投票、抗议、在线舆论战中出力。X 作为信息源，外溢到 YouTube、Telegram、右翼播客等媒体生态，形成“马斯克—X—右派媒体”信息循环。

通过数字平台这一“叙事权力的基础设施”，马斯克以个人叙事塑造领袖形象，调动粉丝共鸣，同时植入政治意见并转化为实际影响。这样的运作让他从一个“卖车、造火箭”的科技企业家，升级为可以直接左右舆论、动员选民、影响政策的政治玩家。

技术权力

干预民主能走多远

如此策略在当代数字治理中极具代表性，也引发对“私人技术权力干预民主”的深层讨论。

如何将个人号召力转化为制度化、可持续的政治力量，是摆在马斯克面前的重大考验。他在华盛顿的铩羽而归，表明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固然，马斯克遇到的最大阻碍，是美国两党制的坚固堡垒。美国政治由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主导，两党控制着绝大多数选举资源、媒体曝光和选民忠诚度。历来的第三方或新党派难以突破这一“二元垄断”，即使偶尔掀起波澜，也多以“搅局者”角色存在，而非真正掌握实权。

马斯克若想成立新党，首先必须面对选举制度的诸多障碍，包括多数制选区、选举人团制度及各州复杂的选票资格要求。这些制度设计有效限制了第三势力的崛起。

其次，虽然马斯克掌控了影响巨大的社交平台X，但美国的媒体生态极度分裂且高度极化。除了社交媒体，还有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他们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新党想要跨越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屏障，赢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难度极大。尤其是在政治信息极度碎片化的当下，如何将科技愿景转化为符合普通民众关切的具体政策，仍是巨大的挑战。

再次，科技乐观主义与选民现实之间存在落差。马斯克的政治叙事深植于对AI、太空殖民、脑机接口等技术进步的乐观信仰，这些内容对技术精英和年轻数字原住民极具吸引力，但普通选民更关心的依然是收入差距、医疗保障、教育机会等现实议题。

如果新党不能有效回应这些切身利益诉求，恐难以形成持久的选民基础。过度强调未来科技，可能被视为“脱离实际”或“空中楼阁”。

最后，还面临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即个人魅力与制度化治理的矛盾。马斯克的领导风格高度个人化，围绕“创始人-天才”形象构建，强调快速决策与颠覆创新。然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制度化的规则、权力制衡以及多方协商。

尽管上述挑战重重，马斯克及其支持者或相关政治力量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

技术议题的议程设置——通过塑造公众对AI治理、数字隐私、太空政策等议题的关注，间接影响主流政党政策方向。

平台政治的孵化器——利用数字工具和社交媒体，打造灵活、去中心化的政治行动网络，改变传统政治动员模式。

重新塑造政治话语——将“技术进步”与“国家未来”挂钩，吸引部分对现有政治体制失望的选民，形成新的价值认同。

由是观之，政治的未来正在被技术与平台重新定义。不论马斯克创立新党与否，更深远的政治影响或许并不在于他有无可能赢得选举，而在于他可以通过平台力量和技术愿景，挑战传统的政党体系和治理模式，重塑政治话语，改变公众的政治想象。

未来，如何在技术创新与民主治理之间找到平衡，将是美国乃至全球政治亟需回答的核心命题。

推荐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