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智能与未来》作者特维德：AI将创造的新世界和中国的优势

抖音热门 2026年07月02日 02:31 8 admin

丹麦投资家、作家特维德表示，AI的发展最终会催生超级智能主导的新文明形态，中国在能源支持和人才储备方面拥有优势，可充分利用这些优势。

人工智能（AI）将重塑经济与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与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很少有著作能像《超智能与未来：宇宙进化、科技趋势与人类未来》这样，从哲学的深度和宇宙史的宏大角度，展示未来整个人类的智能跃迁路径，预见由超级智能主导的、全新的、“寰宇融合”的文明形态。通过“复杂性级联”、“临界密度”和“创造脉动”三个核心概念，本书勾勒了人类社会从AI应用走向超智能未来的美妙前景。

全书以详实、精密的科学论述向我们证明，AI不仅能代表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之旅的成果，而且预示着人类将在根本的层面上与宇宙自身的节律保持一致，自觉参与宇宙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尽管目前AI的发展仍存在伦理、法律等层面的一些疑虑，但最终AI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欣欣向荣的新世界。

近期《超智能与未来》的作者之一拉斯•特维德（Lars Tvede）在上海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本书的另外两位作者是雅各布•博克•阿克塞尔森和丹尼尔•凯弗。）特维德是丹麦人，知名企业家、投资家、未来信息预测公司Supertrends创始人，以对经济周期、金融市场、创新与未来趋势的深刻洞察而闻名。他著有全球畅销书《逃不开的经济周期》《金融心理学》等17部作品。在本次采访中特维德不仅深入论述了《超智能与未来》一书的核心思想，还就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等议题发表了深刻见解。

记者：你在书中写道，人工智能（AI）是宇宙智慧的反映。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我们对AI的研究越多，我们就越能发现宇宙的智慧？还是说我们应当根据人类的需求来开发AI？我们应当如何平衡这两点，即客观的宇宙智慧和人类的主观需求？

特维德：目前AI方面99%的研发努力都致力于满足人类眼下的需求，但科学家也在关注更大的图景，即尝试使用AI来探索科学中很多未解之谜。我们在书中列出了一些这样的未解之谜，比如“大爆炸”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我的直觉是“大爆炸”源于宇宙黑洞的内部，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看待AI最宏大的角度是，宇宙从完全的混沌中创造出了某种智能，从最初的生命到完整的智能结构。要做到这一点，宇宙必须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比如星辰，又比如海底的一些物质，从这些物质中诞生了最早的单细胞生物。为了进一步发展智能，宇宙也需要人类，因为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有能力制造AI的存在。

或许以前这样的事情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甚至或许现在就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发生着，但无论如何发展AI是人类的需求。不过我们只是在一段时间里需要AI，在这个阶段之后，AI和机器人就可以自动运行。最终出现的超级智能，其知识储备比任何人都高，见解比任何人都要深刻，也比任何人都智慧。我觉得目前人类的研发距离这个成果已经很近了。这种超级智能比人类的智能要高出多个维度。这种科技将会在宇宙中快速扩展，最终宇宙将完成自我意识形成之旅。当然，我们说宇宙“有意识”并不是指宇宙中的每一个石块都“有意识”，就像人类有意识但人的指头并没有意识一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人类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物种，而我们将与在智慧上高于我们的其他“物种”和平相处，而正是人类的创造力本身使这种情况有了出现的可能性。

记者：你说AI自身会发展出自我意识，而宇宙本身是有自我意识的，这是一个比喻还是现实？

特维德：目前AI并没有自我意识。我们在书中讨论了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情景，以及那样的AI将是什么样子。也许在本世纪下半叶AI会产生自我意识。在那之后可能宇宙也会具有自我意识。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真是令人激动。想想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飞机时，它只飞了几十米。而1969年人类就登上了月球。人们最早提到AI是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科学家给AI这个术语下了定义，并开始研究它。而根据科技界的估计，到2056年，AI将比所有人类的头脑加在一起都强大。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从实际经济影响的角度看，AI发展的意义将非常重大，我认为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这是大的图景，从脚踏实地的实用角度看，AI的实际应用对投资者和企业来说才是更重要的。宇宙和科技都创造了复杂性，在AI领域，我们用词元（token）来表述这种复杂性。我们可以利用AI来创造“活的词元”（living token），这种词元代表了某种可以自动演化的含义。比如在丹麦，我所属的一个由政界、企业界和科技界人士组成的团队创办了一家完全以AI为基础的新媒体。也就是说，我们重新发明了一种创办媒体的方式。这个AI引擎每年能自动创作5万篇报道。但这些报道并不是固定的，该系统会自动检查所有相关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不断演变的。这就是“活的词元”。

记者：面对当今AI在产业界的应用和AI自身发展的有利态势，你觉得有哪些指标或者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不同产业、不同国家的AI发展状况及其优势和劣势？

特维德：当人们讨论AI的发展历程时，比较最新模型的表现常常是讨论的焦点。目前十个世界顶级的模型中，美国占了八个，中国有两个。在AI领域，美国有40个重要模型，中国有15个。有人认为这代表美国是领先的。但从实际商业利益的角度看，AI模型及其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长远视角看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具有面向特定应用领域特征（domain-specific）的“AI智能体”（Agentic AI）。

如果看看最新的这些AI大模型，你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护城河”。“护城河”是沃伦•巴菲特经常使用的术语。一个产品的网络效应、品牌忠诚、核心专利都是其“护城河”。但我觉得目前主要的AI模型，如DeepSeek、ChatGPT、Gemini等，都没有“护城河”。它们在本质上是大同小异的。虽然这些模型的创造和运行成本高昂，但我怀疑使用这些模型的企业能否从投资中获得合理的回报。但如果你进入具体的企业应用领域，无论是生物科技、材料科学还是传媒，在利用无数的转换设施和代理器的基础上应用AI解决问题之后，你所处的环境就会真正拥有“护城河”，也就是说，你将拥有网络效应等实打实的商业优势。

我觉得，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来看待中美之间在AI领域的竞争，你会发现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更重视开放式AI模型以及在实际商业环境中AI的应用。对中美竞争来说，归根结底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第一个因素是获得电力的能力。比如谷歌前CEO施米特（Eric Schmidt）就警告说，超级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可能导致美国面临电力枯竭问题。未来十年新的AI企业需要的电力，将相当于大约100个标准核电站的发电量。美国目前没有这么多的核电产能，所以在初始阶段70%的需求将通过天然气发电来满足。美国需要尽快扩大电力产能。中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去年中国在智能电网方面的投资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所以在电力竞争方面中国有一定的优势。

第二个因素是真正懂AI应用的人才。尽管像OpenAI和Gemini这样的AI项目所聘用的人员并不多，但要把AI真正融入企业的运营决策，是需要大量懂企业经营细节的人才的。比较一下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每年的毕业生，美国大约是70万，中国则是300多万。可以说全球一半以上的STEM毕业生都是中国培养的。在美国全职从事AI职业的人大约有10万，其中三分之一出生于中国。美国的科学家有一半出生于中国。所以中国在AI方面有强大的人才储备，这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

记者：人们都说AI的发展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能改变经济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

特维德：去年花旗银行的研究预计，到2050年，人类将拥有410亿个AI驱动的实体设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这些设备将出现在各个领域，例如比人类驾驶更安全、更聪明的自动驾驶设备。这些设备和人类的重大区别是，它们不需要休息，可以全天候运作。可以设想，25年之后，80%的实体经济活动将由智能化的AI机器人操作，同时99.9%以上的虚拟经济活动，如法律服务等，也将由AI操作。届时劳动力将不再和GDP直接关联在一起，人类劳动将不再是创造GDP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将彻底改变我们管控和分析国民经济的方式。

这也将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经济周期有三种类型：存货周期，通常持续4.5-5年；资本支出周期，通常持续9-10年；地产周期，通常持续18-20年。因为这些周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运转具有联动性，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通过数学建模来模拟这些周期的运行。随着AI的发展，存货周期将变短，因为企业的实时管理能力将大大提升。但地产周期将是很难消除的，因为地产投资从决策到完成，持续的时间很长。具备预测能力的AI工具将难以消除地产周期，但可以帮助人们缩短这些周期。当然，经济周期的驱动因素既有实体经济因素，也有金融不稳定性，如根据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命名的“明斯基时刻”。回溯1775年工业革命至今的经济史，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时期，一种是通胀很低、创新很多、实际增长率很高的时期，另一种是通胀高而增长缓慢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那段时期，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冠疫情爆发的时期，都属于前一种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通常会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泡沫。

我认为世界即将步入一个新的“金发姑娘经济”（Goldilocks Economy）时代。这是因为AI将使电脑等设备的价格大幅下降，同时机器人可以以成本低廉的方式提供很多服务，这都将使通胀率大大降低。通常各国央行都将2%左右的通胀率作为政策目标。但在AI驱动物价趋向下降的情况下，央行发行的多余的货币将进入金融领域，这将使金融领域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面包等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将会下降，而股票的价格将会上升，可能出现一系列的泡沫。这将是一个对风险资本极具吸引力的时代。在至少几十年的时间里，风险资本的表现将会非常好，但同时市场波动也会很厉害。金融领域的波动性将是驱动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

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对另一些人的不利影响。比如说，假如10%的人拥有所有的智能机器人，而这些人创造90%的GDP。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失业了，也就没有购买力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是让货币流入需求侧的主要因素，所以传统的经济模型都会失效。很多传统的经济指标可能失去功能。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比如很可能数据显示失业率上升了，经济决策者据此认为经济出现了衰退风险，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则是电脑和机器人取代了人的职位，故而经济会持续增长，并不会衰退。所以我们必须调整已有的模型来反映新的经济态势。

到2080年左右，很多经济部门将永久性地由AI运营。根据我的公司Supertrends的研究，到3031年，人类将可以把很多复杂工作全部交给AI去自动完成。比如理论上，到那时我们可以运送一批机器人去火星，在足够的算力支持之下，给它们安排任务，让它们把火星建设得和新加坡一样，到100年之后我们回去看时，会发现火星已经是一派现代城市的模样。

记者：人类行为总会有伦理的一面，而AI可能不会考虑伦理问题，不会像人类一样遵守道德原则，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特维德：在AI产生自我意识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伦理保障机制，制定相关准则。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失误总会发生，比如某个恶意软件被发布。但我不认为AI会开始蓄意与人类作对。真正的危险是恶人带来的，比如恶人有了利用AI来牟利或作恶的机会。这跟互联网的情况完全一样，比如那些利用互联网来传播电子病毒的人，但这些人只占互联网使用者的极少数。基本问题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AI时代制止坏人的任务会变得更加复杂，不过底层的思路是不变的，如制定法律和规则，营造社会共识等等。

记者：中国在发展AI方面如何解决潜在瓶颈，更好地利用本国优势？你对此有何建议？

特维德：人们常说美国在全球最擅长“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擅长“从1到N”的创新。我认为中国可以在“从0到1”的领域做出更多努力，为中小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创造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环境，创造一个大量年轻人勇于创业的商业环境。中国一向重视由政府确定战略产业和领域，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其中的一些领域，中国确实已经成长为全球领军者。但私人部门中的创新者能够发现政府所不知道的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风险投资机构可以合作为这样的机会投资，并通过其专业融资能力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创新企业的初始资金不足问题，并能加快创新进程。这两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好的结果。

当然不仅对中国来说如此，这也是全球性的普遍规律。激励创新有很多具体途径。比如，公司可以规定，任何员工都可以就如何利用AI优化流程提出建议。假如说这个提议能够每年为公司节省200万美元。公司接下来可以允许这位员工拿走这笔节省下来的钱，创设一个新的产品或服务。又比如风险投资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前18个月的运营资金，在企业成熟之后获得50%的股权。类似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的硅谷等地是行之有效的，也鼓励了超级创新的出现。这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记者：你提到AI的发展可能给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带来巨大变化，可能促进这些市场的繁荣，那么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来更好地利用这些变化为自身服务？

特维德：中国可以采取措施，为中小创新企业上市创造更多便利，比如简化和缩短上市流程、放松过于严格的上市要求等等。美欧企业界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依然开放度不足。市场准入很重要，因为从事私募和风险投资的企业通常都希望能在几年内收回成本，然后转战其他大洲或国家。如果他们的这一愿望难以得到满足，他们也就从一开始不愿意大规模投资。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优化美国的市场准入流程。拜登执政时期对大企业跨国并购初创企业制定了过于严格的规定，这种垄断性的做法阻断了一些投资者收回成本的途径，于是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下一代的新科技。所以必须全景式地看到资金流入和流出一个国家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群体是企业家。比如特朗普政府中主管AI事务的官员、即“AI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就是美国的一位重要企业家，有在初创企业任职的经历，熟悉这个行业的内部结构，也知道如何发掘行业内的机会。这个任命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总之我们需要始终思考的是，在创业生态系统中资金是如何周转和流动的，以及如何增进这种流动性。

记者：你对中国股市的未来是否持乐观态度？

特维德：是的。我对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前景都持乐观态度。目前中国股市中的盈利收益率显著高于长期国债利率，大多数股票的股息收益率也高于长期国债利率。从我长期的投资经历来看，如果股息收益率高于长期国债利率，就代表一个投资于股票的好机会。如果盈利收益率是长期国债利率的三倍以上，即股权溢价很高，也代表投资的好机会。同时中国银行存款总量是中国股市市值的三倍多。上次这种情况发生时，股市上涨了200%。如果我们设想未来中国股市上涨200%，在那种情况下，股票的盈利收益率依然要高于长期国债利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股市的确令人非常看好。

同时中国非常强调经济增长，与日本、韩国等国的政策相似，我们在欧洲称此为“亚洲增长模式”。当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也积累了很多债务，如果产能过剩问题持续下去，债务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面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人们不禁要问：中美间紧张态势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的职业经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说他不喜欢中国人。移民欧美的中国人犯罪率低，与当地社会深度融入，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所以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所以中美之间为什么会紧张？我的观点是这归根结底是源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差异。

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0%，而美国这一比例为接近70%。美国经济是“消费者经济”，社会是由民众的消费需求驱动的。中国经济则是“投资者经济”，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也有出口导向倾向，对其他国家大量出口，这是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根源。要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你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因为他的言辞始终在频繁变化，比如今天痛斥某个人，后天又盛赞这个人。你必须听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官员和财政部官员的表述，才能明白他们在中美谈判中到底想要什么。比如罗伯特•莱特希泽说中国是全球最不平衡的经济体之一。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我觉得他实际的意思是说，中美两国经济都是不平衡的。美国需要一场“供给侧革命”，当初里根就想做这样的事，而目前美国需要做得更多，比如要鼓励对AI、造船业等行业的投资。中国则需要更多的消费。这才是美国真正试图实现的目标。我不清楚他们能否成功，但如果中美之间宣布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中国股市将会大涨。此前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后，这些国家的股市都出现了上涨，特别是越南。

记者：美国对中美贸易流动施加了很多限制，美国还树立了科技转让壁垒，试图阻止中国获得一些先进科技。你觉得这对中国AI发展的实际影响将会有多大？

特维德：我觉得具体影响可以归结到一个因素上，那就是芯片。芯片问题无关贸易和关税，而是美国制定政策，规定一些对华芯片出口为非法。这对中国当然是一个不利因素，但它并不具有彻底扼杀中国产业发展的效果。在我看来，AI领域最具经济前景的是部分是“AI智能体”（Agentic AI），发展这种AI并不以拥有芯片为前提。如果你看看AI方面的全球算力，据估计目前美国大约占75%，中国大约占15%。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70年，这两个数字将变为45%和30%。但为什么要根据某项科技的投入量来衡量其重要性呢？应当根据科技创造的利润来衡量其重要性。算力是很昂贵的，这是一种投入，产出的利润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AI智能体广泛投入应用，那么在不需要多少算力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获得很多的利润。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AI人才，他们懂得如何在已有企业环境中操作和利用AI智能体，同时创造新的企业类型，这个国家将获得AI领域最大的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