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年人在手机上追星｜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

“老年粉丝在‘做粉丝’和‘做伴侣’或‘做长辈’之间维持的平衡极为脆弱。”

——秦朝森、瞿诗诺：《脆弱平衡：老年粉丝追星中的审美、生产与遭遇》，《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第5期，页103-112。

本期评议：黄典林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试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第6期。第一篇论文的作者秦朝森、瞿诗诺向我们论述了老年粉丝群体。多年来，当我们谈及粉丝，其群像大致是狂热为偶像刷数据的年轻人或中小学生，至于老年粉丝，他们似乎是一群持土味审美的、病态的人，这种病理化刻画使我们无法完整地理解老年粉丝及其追星选择。前半生的人生经历使他们选择符合其审美的偶像，一旦“跟定”，他们通过“云同框”等方式与偶像建立虚幻的情感连接，而这种连接在重重“围观”以及家庭内外压力下却又那么脆弱。

以下内容由《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授权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秦朝森 瞿诗诺

电视剧《外婆的新世界》（2023）剧照。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近来，“假靳东”和“秀才”事件让老年粉丝群体备受关注。这一群体突破传统年龄和性别规范的追星实践招致非议。舆论暗示老年粉丝的欲望倾向，相关博主被指责为“养老金收割机”，老年粉丝则被调侃为“恋爱脑”。现有研究多基于“问题化”预设，将老年粉丝看作是“被媒介按摩效应麻醉”的媒介失能者或网络欺诈的受害者,建议从平台监管、直播监管、银发市场供给等视角进行规范。这些研究将被忽视的年龄维度引入学术视野，在拓展粉丝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一些研究主要基于新闻报道和数据库统计资料展开，老年粉丝的主体经验容易被搁置。

对此，有学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直接切入老年粉丝的主体经验。朱丽丽和谢雨欣聚焦“假靳东”的中老年女性粉丝，剖析其情感机制。胡良益和姚建华指出平台内置的技术以组接、嵌套、量化的形式，激发老年群体的幻想、释放他们的爱欲以及放大的激情。这些研究将关注点锚定在老年粉丝的情感，还原了老年粉丝的主体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启发之处。国外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起探索老年粉丝群体，但研究仍受限于方法论和伦理挑战。与之类似，国内的粉丝研究也保持青年化的倾向。如朱丽丽等指出：“已有研究或关注青少年偶像崇拜，或基于理论探讨广泛的女性粉丝群体，或关注踏入职场、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成年女性”，国内粉丝文化研究对其他年龄段粉丝缺乏研探。

在朱丽丽、Bennett、Lavin、Brooker和Petersen等的基础上，研究避免采用将老年粉丝视为“媒介失能者”的问题化框架，尝试将年龄线索进一步引入粉丝研究。具体研究问题为：第一，描摹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经验，考察其追星的具体方式，并尝试与老年粉丝的生命历程相勾连，探究其追星实践为何以此特定方式呈现；第二，探讨老年粉丝在互联网时代的“交叉性”境遇，分析其在社会文化中的独特处境，并以其为锚点，透析数字时代整个老年群体的生存处境；第三，尝试凝练老年粉丝相较于青年粉丝群体的异质性特征，考察年龄与追星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

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相结合的质性研究策略，于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期间分两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研究聚焦老年偶像“秀才”和“一笑倾城”的粉丝群体，深入剖析老年粉丝在追星过程中的实践行为。随着两位博主在网络平台的迅速走红，针对老年粉丝群体所运营的另类“颜值博主”内容逐渐成为平台新兴内容领域。选取上述两个粉丝群体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有助于系统梳理老年粉丝群体在出圈前、公众及平台介入后不同阶段的追星实践演变脉络，进而具备揭示老年粉丝整体生存境遇与发展态势的潜力。

第二阶段，研究者通过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公开招募，最终筛选出17位访谈对象，主要包括老年粉丝（涵盖短视频博主粉丝与大众明星粉丝）及其家属，对其进行时长30至90分钟的结构化访谈。同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选取11位活跃粉丝进行重点追踪观察，解析其追星动机、行为模式、遭遇困境及生命历程的动态呈现。为确保数据多元性与交叉验证，研究者还从小红书、微博等平台检索相关讨论帖，作为访谈材料的补充性支撑。研究对象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城乡均衡特征；人口学特征方面，样本以退休人员为主体，包含部分临近退休年龄的个体；职业背景层面，样本覆盖农民、工人、企业职工、家庭主妇、会计、行政管理等多元职业领域。基于此，研究对象的异质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样本多样性的调查要求。

二、“指尖共鸣”：老年粉丝的文本观看与审美

（一）“微名人”：老年粉丝可解码的媒介形象

电视剧《马大帅》（2004）剧照。

老年粉丝在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观看“微名人”（micro-celebrity）所生产的短视频。这些诞生于新媒体时代的草根博主，“通过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或社交网站来放大自己在读者、观看者和线上连接者之间的名声”。老龄化时代，互联网涌现了大量以老年审美为导向的内容生产者。他们生产能与老年群体产生情感连接的内容，特别是在场景、人设、剧情、视听等设置上都与老年群体的人生历程相贴近。

作为老年女性粉丝的审美模板，“秀才”以乡村场景为背景，穿着整洁的Polo衫、衬衫和西服套装，动作略显羞涩暧昧。对老年女性粉丝而言，“秀才”的形象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勤劳质朴，又带有城市精英的品味与气质。访谈对象5的孙女认为：“秀才在村里田里，有时候摆摆样子种种地。但小西装一穿，其实也不像农民，更修边幅、讲究点儿。有点油头粉面，油油的，像个小领导。但是老年人就好这一口。”“秀才”的这种视觉形象介于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与当下大众文化产业盛行的“小鲜肉”气质之间。他身处乡土环境，出镜时持有的锄头等劳动物件象征勤劳、质朴、能干等传统男性气质，而他整洁、清爽的衣饰又呈现出与乡村相远的表征。这种既近又远的媒介形象，恰恰迎合了其粉丝群体的审美需要。如访谈对象6所言：“现在那种（明星）我看不来反正是。看到这个人（秀才）形象还可以，然后就是场景还蛮特别的。之前就是70、80年代这种会有的这种场景，年代感就顿时就来了，唤起了以前的回忆。”“秀才”这种居间性的媒介形象成为被老年女性粉丝喜欢的“另类男色”。

电视剧《乡村爱情13》（2021）剧照。

“一笑倾城”则是老年男性粉丝的审美模板。她面容柔和、笑容温顺、动作妩媚、衣着多样，从旗袍到T恤，风格多变。在短视频中，她以“姐姐”“妹妹”“哥哥”等家庭化称谓称呼粉丝，构建了一种介于亲情与爱情之间的情感纽带。对老年男性粉丝而言，甜美、温柔、性感、贤惠构成了他们审美偏好的核心维度。如访谈对象2所言，“（一笑倾城）女神级的形象”“天天想见到她”“她翻小白眼造作特别，觉得很可爱，所以就跟评了很多评议”。这些审美偏好来源于传统性别角色对男性审美的塑造。“以‘诗礼’传家的封建士大夫一面道貌岸然地规训妇女稳重与端庄，要求她们从一而终，一面肆无忌惮地纵情声色，引诱女性轻佻风流。”这种老年男性对女性介于“工具性”和情欲之间矛盾的审美取向，决定了当下主流荧幕中独立的先锋女性偶像并不是他们所欣赏的对象。而“一笑倾城”所构建的介于乡土质感与城市审美趣味、保守贤惠女性特质与现代性感女郎之间的“过渡性”视觉形象，较为容易地获取了老年男性粉丝的青睐。

“秀才”和“一笑倾城”的媒介形象介于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呈现出过渡性的气质。这种属性和老年粉丝的人生历程贴近，研究对象属于帕克意义上的“边际人”(marginalman)，即他们处于不同社会更迭的时代，体验到更多的冲突和困惑，并因此而形成过渡性、边缘性、易变性和矛盾性的人格特征。出生于20世纪40到60年代的老年粉丝群体，其审美偏好深刻镌刻着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印记。他们既保留着对勤劳质朴、贤良淑德等传统道德符号的认同，又在媒介赋权下发展出对亲密关系平等化、情感表达自由化的现代性向往。这种审美矛盾在“微名人”的过渡性媒介形象中得到较好的调和，其视觉符号既保留着可辨识的传统元素，又通过媒介技术赋予其现代性的情感联结可能。

（二）“大明星”：老年粉丝的自我投射与移情

“微名人”之外，老年粉丝也观看“大明星”。所谓“大明星”是指依托电视剧、电影、歌曲等文化艺术作品成名的媒介人物。

研究发现，老年粉丝主要偏好两种“大明星”：一种是基于“自我投射”，老年粉丝偏好底层出身、经历坎坷、为家国奉献却不被理解、具有悲情色彩的人物。诚如访谈对象9的女儿所述：“我妈每次跟我说他（任嘉伦饰演的‘周生辰’）都要流眼泪，就是她会带入她自己，她觉得他这一辈子对家庭可能付出了特别多，对周围的人、亲戚朋友都付出了特别多，结果就是大家讨厌她的讨厌她，怨她的怨她。”不难发现，老年粉丝群体对于这类明星的偏好深植于“自我投射”的心理机制，“粉丝在偶像身上发现与自己有共同之处，也就是在某一方面将偶像看作自己或想要成为的自己，形成一种自我投射”。老年粉丝从明星及其角色的故事中辨识出与自己过往经历相类似的挫折、成长与蜕变，这为他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我、反思生命意义的契机。

一种是基于“自我移情”，老年粉丝偏好在电视剧中掌握社会资源、克服困难、展现非凡才能的角色。同时，这些角色具备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是老年粉丝建构亲密关系的模板。访谈对象9喜欢靳东、王耀庆和任嘉伦。如她所言：“我觉得大家喜欢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让人觉得喜欢的点。”靳东塑造的学者型精英形象，通过知识权威与儒雅气质的叠加，满足了老年粉丝群体对文化资本的精神向往；王耀庆在电视剧中诠释的“问题解决者”角色，则以其精英化性别气质与综艺中展现的幽默特质，构建了兼具能力崇拜与情感亲近的复合吸引力。这种追星实践已超越简单的娱乐消费，实质成为老年群体在生命历程后期，通过媒介角色实现心理补偿与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文化策略，深刻揭示出影视文本在老年粉丝群体情感建构中的代偿功能。

描绘传统老年人生活的《踏歌图》局部，南宋马远作。

老年粉丝的生命经验跨越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精英与平民的多重边界。这种独特的生命历程凝结出一种特殊的审美倾向，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其生命经验产生共鸣的文本。对此，研究将老年粉丝文本观看和身份形成的关键内涵凝练为“指尖共鸣”。

首先，“指尖共鸣”是一种媒介使用方式，类似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所讨论的“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sation)。威廉斯使用这一概念讨论城郊居民被媒介化的生活方式，认为“流动的藏私”为人们提供了双重满足，人们待在他们熟悉的安全区域，同时他们可以在虚幻中去到以往的人们不曾想象过的地方旅行。与此类似，智能手机重构了家庭空间，老年粉丝不颠覆既有的家庭生活，便可以在虚幻中与偶像建立情感连接。

访谈对象14提起父亲和母亲间的争执：“她（母亲）在追王耀庆的时候，一直在看综艺，然后我爸又特别不喜欢看综艺。就我爸会觉得综艺就是一堆人疯疯癫癫的。”这种“私人观看”是当下家庭内部权力动态的直观体现，因为私人媒介赋予了家庭成员自主选择观看内容的权力。戴维·莫利（David Molery）曾讨论过“家庭技术的性别化”，他认为这种趋向在录像机的使用上最为明显：“录像机的控制权（和遥控设备一样）掌握在父亲和儿子手中，偶尔女儿也有控制权，最没有控制权的是母亲。”但在以上案例中，即便父母就媒介控制权发生争执，由于家庭成员各自拥有媒介，父亲并不能禁止，而母亲保有审美和追星的个人空间，实现“情感的藏私”。这种变化呼应了学者对短视频“下乡”后老年群体日常生活变化的论述，“（短视频‘下乡’后）在空间场景层面，则体现出性别实践逆转与家庭共享空间的衰落”。因此，借由智能设备实现的“指尖共鸣”既是老年粉丝追星的具体媒介形式，也是其粉丝身份建构的关键条件。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作者：[英] 莫利

译者：史安斌

版本：新华出版社 2005年1月

其次，“指尖共鸣”还象征着老年粉丝过渡性的情感特征。老年粉丝的观看实践关联着老年粉丝作为“边际人”的生命历程。研究涉及的老年粉丝多出生于20世纪40到60年代之间，受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语境，未能充分体验到基于深度情感交流的亲密关系。而追星为老年群体开辟了通往数字化亲密关系的独特路径，其特殊性在于“平行性”，即在现实生活之外开辟平行的情感空间。一些老年粉丝倾向于将偶像视为理想伴侣的化身，不仅频繁使用“老公”“宝贝”“爱人”“亲爱的”“好弟弟”“女神”等称谓指称偶像，更将偶像作为“情感树洞”—宣泄情感、寻求共鸣的载体。老年粉丝们将偶像作为倾诉日常生活的对象，日记式的倾诉反映出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情感交流渠道的困境。

相较于同龄人，一些老年粉丝对亲密关系的态度比较超前，他们从传统性别、婚姻、家庭秩序中跳脱出来，呈现一定的离心态势。这种离心态势源于他们婚姻中既存的自反性。就机会层面而言，一部分研究对象并未享有阎云翔所描述的20世纪50至90年代间兴起的择偶自主权。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作者：阎云翔

译者：陆洋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1月

访谈对象3直言：“我们那时候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给我找了一个垃圾男人，过了一辈子，我没有把它（他）丢掉就很不错了！但是我也是个女人啊！说到这里，不说了，你们应该懂的！”追星实践为老年粉丝群体提供了全新的情感体验。就日常婚姻层面而言，一些老年粉丝在长期婚姻生活中积累的琐碎与不满，也在大众文化作品所呈现的理想伴侣面前对比明显。访谈对象9在访谈中袒露婚姻中的情感困扰：“我对于情绪价值这一块会有很高的要求。但是他（丈夫）是一个非常大大咧咧的人，而且心智不成熟。”基于对现实婚姻关系和伴侣的不认可，这些老年粉丝转而通过数字媒介技术在网络空间寻找自己的理想伴侣文本，体现了老年群体从传统家庭角色中的有限解放。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存在欲望释放的面向，呈现出从家庭秩序中“离心”的态势。

但研究反对将老年粉丝的情感线索线性还原为生物学上的本能驱动。一方面，老年粉丝的偶像崇拜并非单向度的情欲投射，而是融合了自我理想化的镜像认同、生命经验的代偿性满足以及代际情感传递等多重心理机制。另一方面，相较于出轨、离婚等颠覆性实践，追星与排他性的婚姻关系并不必然互斥，老年粉丝仍然尝试在粉丝身份和既有家庭角色之间达成平衡。为此，他们发展出独特的“情感区隔”策略：在虚拟空间通过文本生产构建与偶像的拟态亲密关系，在现实空间维持既有的婚姻承诺。因此，可以把老年粉丝的“指尖共鸣”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情感实践，其非颠覆性特征体现在：既通过偶像崇拜获得情感共鸣，又通过现实角色实践维系代际伦理。

三、“边缘游击”：老年粉丝的文本生产实践

（一）另类摄影术：老年粉丝的文本拼贴实践

老年粉丝成为“文本拼贴者”，从大众文本中盗猎元素碎片，“拼贴”出个体化的情感意涵。短视频合拍是老年粉丝文本拼贴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多人在网上或实体空间中通过抖音平台进行的拍摄，他们积极调用“抖音合拍”功能实现和偶像“云同框”。

这种合拍的本质是拼贴式的文本生产，目的是从大众文本中挪移出符合个体情感诉求的元素。研究择取并分析有稳定合拍习惯的四位老年粉丝在社交媒体中发布的32篇合拍视频后发现，老年粉丝在合拍中拼贴的元素碎片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符号拼贴式自我重塑。老年女性粉丝倾向于选取理想化生活切片进行影像重组，通过鲜亮服饰、得体造型等符号元素的拼贴，构建超越日常经验的理想化自我表征。如访谈对象3在同一时期内的两则短视频文本：在合拍视频中，她使用服装特效让自己换上了华丽的婚嫁风格传统服饰；而在个人视频中则身着素白简朴的棉质套装。俨然是将与偶像合拍作为某种区别于日常生活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英雄时刻”来庄重对待。

二是场景叙事的空间转译。老年粉丝群体熟练运用场景特效技术，将现实生存空间置换为浪漫化意象场域（如豪宅、别墅、自然景观），配合情歌主题的音乐建构出具有情感张力的叙事空间。

三是具身性数字修辞。老年粉丝在与偶像的合拍中，常以美颜滤镜特效（磨皮美白、瘦脸、虚拟美妆等）来修饰面部。部分老年粉丝在美颜滤镜的基础上叠加换头滤镜，将自己的脸部特征无缝替换到他人身体之上。从基础美颜滤镜到换头技术的递进使用，展现出老年粉丝对具身性数字修辞策略的熟练掌握。

对老年粉丝而言，这种合拍是超越日常生活的想象实践，象征着理想化的生活愿景。特别是老年女性粉丝在合拍的配文中使用“来生”“下辈子”等话语来安放自己的情感渴望，“此生”之遗恨与“来生”之圆满的叙事，体现了其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如观察对象5所言：“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生不同时，日日与君好！这是多少人的遗憾！＃秀才＃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中写道：“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老年粉丝借拼贴式生产的方式在数字空间中践行超越日常生活的数字情感，便是桑塔格意义上的虚拟性的“陶醉”。

《论摄影》

作者：[美] 苏珊·桑塔格

译者：黄灿然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4月

（二）嵌入生产链条：老年粉丝的消费实践

合拍之外，老年粉丝还通过购买对大众文本施加影响，主要方式包括直播间打赏、购买偶像带货及代言商品等。此类购买是间接的文本生产，老年粉丝通过消费将自己嵌入大众文本的生产环节，对大众文本施加影响。

老年粉丝的消费行为在性别上呈现较大差异。老年男性粉丝的购买行为表现为“消极性介入”，即通过消费行为划定大众文本的边界，干预偶像的职业发展和私生活。访谈对象1提到，其喜欢的短视频主播频繁更换直播地点，招致许多“大哥”不满。后者通过“按他们说的做就打赏，不按他们说的就不打赏”的方式干预主播。此外，部分老年男性粉丝还会通过停止打赏或脱粉来表达对偶像职业选择的不满。访谈对象2认为“一笑倾城”与男性同屏“破坏了她的女神形象”，选择“划走”相关内容。访谈对象1提到，男性粉丝不满直播间出现异性而停止打赏，甚至脱粉，认为“跟个斗鸡样的，看不惯直播间出现别的男的，就不爱花钱了”。此举暴露出部分老年男性粉丝将偶像物化为私有财产的心理机制。这种“划走”行为实质是将虚拟空间的视觉权力转化为对偶像的占有性宣称。

相较之下，老年女性粉丝的购买行为可以被理解为“积极性投票”或“参与性引领”。她们通过消费行为推动大众文本向理想方向发展，并参与到构建偶像正面形象与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的集体行动中。访谈对象9将自己的消费行为视为偶像的“资源”，认为粉丝的购买力是偶像与资本议价的筹码。她会将自身的刚需消费与追星行为相结合，优先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观察对象11的母亲在购买偶像代言商品时会特意备注某某粉丝，以此向品牌方声明自己的粉丝身份。这种认知突破了传统“被动接受”的粉丝角色，形成了通过市场选择反向塑造偶像行业生态的文化自觉。

电影《迷妹罗曼史》（2021）剧照。

老年粉丝干预大众文本的双重路径，体现了这一群体在追星实践中颇为主动甚至是强势的姿态。这对当下社会舆论将老年粉丝视为媒介使用的失能者、对偶像文本影响力习焉不察的受害者形象提出了挑战。短视频平台的低技术门槛为老年群体赢得了干预大众文本的入场券，他们通过拼贴和购买的方式将自己嵌入到文化生产的链条中，实践着德·赛托意义上的“游击战”，即通过更细小、琐碎的方式，从边缘瓦解原文本。“（这类）读者远不是作者……读者是行者；他们横穿别人的领地，像游牧民族，在不是自己书写的领域一路盗取。”通过文本拼贴和脱粉这些琐碎的生产实践，老年粉丝如游牧民族一样横穿大众文本的“领地”，盗猎自己的快感，已经在一定意义上享有了文化和生产的主动权。

综合可知，老年粉丝群体的追星实践由文本观看和文本生产两个维度构成，对当下高度数据化的青年粉丝实践构成反思。青年粉丝研究学者认为，饭圈文本消费的重要性正在让位于数据实践。而老年粉丝群体的追星实践作为中文互联网中浮现的追星实践，一方面，资本、平台尚未能完成对该群体心智和秩序的完全捕猎；另一方面，老年粉丝追星时的“边缘游击”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和“数字信仰”拉开了距离，使得他们保有了一种前数字时代的、以文本为核心的追星志趣。

四、在家庭里、在社会中：老年粉丝“交叉性”遭遇

研究进一步将老年粉丝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视角下剖析发现，老年粉丝的时代境遇是复合性的，家庭道德和社会层面的代际不平等权力构成了针对老年粉丝的“支配矩阵”。

（一）在家庭里：粉丝身份与家庭身份的对峙

老年粉丝的第一重“交叉性”遭遇是家庭。老年粉丝大多已建立婚姻关系，成为妻母／夫父，其身份的复杂性带出了既往青年粉丝研究中长期被隐没的经验，即当已为妻母／夫父的老年群体成为粉丝时，老年粉丝的伴侣如何看待其粉丝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是否存在张力？老年粉丝如何协调可能存在的矛盾张力？

电影《我爱你！》（2023）剧照。

老年粉丝见缝插针地观看并生产文本，将追星行为嵌入做家务、打零工、隔代抚育等日常生活中，在“做粉丝”和既有家庭角色间寻求平衡。一般而言，大部分老年粉丝已经退休，有大量的时间投入追星实践。而如果偶像活动的时间与老年粉丝既有的生活节奏发生冲突，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往往降格为工作、家务等活动的“伴随性行为”。访谈对象1的偶像的直播时间比较机动，而自己在邮局打零工。当两者冲突，其便无法全身心追星，“我看的时候也会干别的活，不会全身（心）坐那看”，只能将观看作为“伴随性的行为”。

可见，老年粉丝在处理年龄规范和粉丝实践的冲突时发展出了一种折中策略，他们游走在粉丝和家庭角色中，谨慎地维持两者界限。如在与访谈对象2的交流中，研究者得知他和妻子正在给孙子“陪读”。除了分享追星日常，他在得知研究者在高校学习后热情地为孙子咨询学习、考试、升学事宜。这种角色转换机制深刻揭示了老年粉丝群体的生存策略：在制度性角色（祖父母）与自主性角色（粉丝）之间建构动态平衡。当与研究者的对话触发其“文化资本”焦虑时，追星实践中培养的数字素养迅速转化为代际沟通的资源，通过教育咨询行为实现角色价值的代偿性转换。由此凸显老年粉丝与青年粉丝间关键的异质性线索：老年粉丝如何处理“做粉丝”与既有家庭角色之间的张力，构成其核心的身份协商命题。这呼应了学者对年长肥皂剧粉丝的研究结论：在保守的年龄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年龄较大的肥皂剧粉丝会着意隐藏自己的粉丝身份。

电影《钢琴搬来搬去》（2025）剧照。

老年粉丝为协商家庭身份和粉丝身份做着各种努力，但这种身份协商却并不容易实现。老年粉丝在追星活动中的高度情感投入与单偶制婚姻关系之间存在显著张力，他们身陷“多重身份困境”。首先，老年粉丝在粉丝身份和传统家庭角色之间的矛盾真实存在。如观察对象3在社交媒体上对偶像发表露骨的“示爱”言论，又记录与妻子的生活点滴。这种分裂性书写，揭示出老年粉丝在追星行为中面临的双重挤压：既渴望突破年龄规范的情感束缚，又必须维系既有家庭伦理的稳定性。其次，当伴侣知晓老年粉丝在追星中的情感投入时，追星行为往往与“性越轨”等婚姻道德问题联系起来。访谈对象9因对偶像的情感投入与丈夫发生争执，丈夫对其追星行为表现出“拈酸吃醋”的态度。类似冲突也发生在访谈对象6的家庭中，丈夫对其追星行为表示不满，认为她“不像样子”，并贬低她喜欢的偶像。

这些冲突表明，追星活动中的密集情感投入与婚姻关系存在内在冲突。当老年粉丝通过追星实践追求个人兴趣和情感寄托时，这一行为挑战了传统家庭角色中对“一致性”与“牺牲精神”的强调，被视为违背传统婚姻道德的“不务正业”或“情感偏离”。老年粉丝在“做粉丝”和“做伴侣”或“做长辈”之间的多重身份困境，折射出生命后期自我实现需求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张力。

（二）在社会中：老年粉丝遭遇代际不平等

老年粉丝的第二重“交叉性”遭遇是互联网空间中青年“士绅”的驱逐，即他们因“老者”属性遭遇的贬抑。杰西·林格尔(Jessa Lingel)将城市士绅化的过程作为隐喻迁移到互联网空间中，用以阐释互联网中的“数字不正义”“不同的城市和社区，士绅化扩大了不平等，普及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但也排斥了另一些社会价值。互联网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士绅化造成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空间的“被孤立”和“失所”。老年粉丝遭受的驱逐沿三条进路展开：可见性暴力、父职／母职询唤、戏仿和丑化。

《被互联网辜负的人》

作者：[美] 杰西·林格尔

译者：冯诺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 2023年10月

老年粉丝遭遇的第一种驱逐是可见性暴力。老年粉丝被青年“士绅”加诸可见性，让他们以自己不愿意的方式被看见、被呈现、被讲述。可见性涉及被看见、以自己的主张被看见、授予他人可见性三个方面。可见性不总是赋权的加冕，也是权力运作的一环。诚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基于对“疯癫”的考察时所指出的那样，精神病院“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社会对某反常物进行诊断和病症化的过程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系统化的权力运作。而老年粉丝施与的可见性暴力与部分媒体报道构成互文。某电视台报道“假靳东”粉丝事件，将主人公黄女士定位为需要精神治疗的问题人物。但研探其生命历程发现，黄女士从青年时代便对走出小城有着向往，但现实不允许；其小儿子自小寄养在舅舅家，成年之后背负重债。围绕孙辈的冠姓权、教育问题，黄女士与丈夫也积怨颇深。因此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是其复杂生命历程与多维人格特质的动态表征。简单归因逻辑将追星行为与精神病理化叙事相勾连，本质是对老年主体生命经验的粗暴总结。

电视剧《柯明斯基理论》（The Kominsky Method，2021）第三季剧照。

而当“秀才”粉丝的“极端”追星案例被报道后，部分青年用户聚集在老年网红的评论区，展开集体性话语挖掘与展示活动。他们挑选老年粉丝评论，使用符号＠邀请朋友“奇观共赏”，老年粉丝的言论被推至评论区前沿。除此之外，这些青年用户们截图传播老年粉丝们的发言。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如同不光彩的“案底”被四处“张贴”。这一现象映射出青年“士绅”如何利用可见性武器，为老年粉丝构筑福柯理论中的可见性“陷阱”：即规训权力的实施依赖于其自身的不可见性作为运作前提，却同时为其统治的对象强加了显露无遗的可见性。权力的维持与巩固，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精心构建的可见性体系之上，可见性“既可以是手段和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武器”。当老年粉丝群体意识到自身言论正持续处于被凝视、被审视的可见状态时，一种权力的自动运作机制便悄然启动。

《规训与惩罚》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刘北成 杨远婴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老年粉丝遭遇的第二种驱逐是家庭主义叙事—母职／父职讯唤。老年粉丝会被反复提醒他们的妻子、母亲、祖母、父亲、丈夫、祖父等家庭身份。青年“士绅”以保守的家庭主义叙事来抑制净化老年粉丝表现的“反常”爱欲。

在“秀才”“一笑倾城”等短视频博主的评论区，一些青年用户精准识别老年粉丝的留言，并评论：“这是谁妈？自己过来抓”；“有些老奶跟他男人几十年夫妻了还要拈花惹草，笑死我了。”（“秀才”账号封禁前评论区的高赞评论）这样的用户留言几乎占据了“秀才”“一笑倾城”等老年赛道博主的短视频评论区前列，反复强调家庭秩序。可见，家庭道德除了具象化为家庭成员的态度，也外溢成为道德框架和话语资源，被一些平台青年用户用以对老年粉丝进行道德规训。而道德规训源自老年粉丝作为“老者”的年龄特质与其在追星中所表现出的“反常”爱欲所构成的冲突。如对女性粉丝的研究所揭示，女性粉丝时常会着迷于区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性别气质，而这种着迷又通常被视为“正常”性别和家庭秩序的潜在风险。与此类似，老年粉丝群体在数字空间展开积极的情感实践，冲击了传统孝道文化中“老者当止”的隐性规则，遭遇了代际道德规训的激烈反弹。

老年粉丝遭遇的第三种驱逐是戏仿和丑化。青年“文化士绅”通过技术赋权实施文化挪用与污名化。具体表现为：部分青年用户盗用老年粉丝的照片或利用“衰老滤镜”自拍作为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头像，模仿老年粉丝的话语风格并“扮演”老年粉丝。一些青年用户们讨论老年粉丝的“虎狼之词”：“那些基本上是大学生反串的”；“那个直播间截图的那个嘛？那个确实太猛烈。确实是一般大学生为了好玩发的呀，我同学就经常去这么发”，也印证了青年用户“反串”老年粉丝的行为并不鲜见。部分青年群体以“好玩”“好奇”为托词的文化挪用，实质是代际权力结构在数字空间的隐性表达。通过戏仿老年粉丝话语风格、夸张化表达情感，青年“士绅”完成对老年粉丝群体文化空间的符号殖民。

一些青年强加给老年粉丝的可见性、家庭主义叙事、戏仿和丑化，体现着互联网生态中代际权力的不平均分配。老年粉丝被歪曲地定义，从而被迫删除评论，注销账号，逃离这场由部分青年用户主导的话语暴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窥见福柯所讨论的“全景监狱”运转逻辑：“我们……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那么被审视的老年粉丝也会开始自我审查，使自己驯顺于权力的意志，做他人所期许的“得体的老人”。

老年粉丝在数字时代遭遇的贬抑和驱逐，是家庭道德和社会层面的代际不平等双重力量交织的结果。首先，家庭道德在家庭内部制造老年粉丝的多重身份困境，传统家庭角色期待的“一致性”与追星实践的“越轨性”产生矛盾并外溢至社会场景中，成为一些青年“士绅”嘲讽老年粉丝的话语资源和道德框架。其次，青年“士绅”是贬斥的直接主体，他们利用家庭主义叙事规训老年粉丝的“反常”欲望。这种家庭—社会双重压制，使老年粉丝的困境较早期青年粉丝呈现指数级复杂化。老年粉丝既要在私人领域应对身份协商的脆弱平衡，又需在公共场域抵抗符号暴力的规训，其文化实践成为透视现代社会代际权力结构的棱镜。

五、脆弱平衡作为老年粉丝身份的核心隐喻

老年粉丝由于在年龄维度上的异质性特征、在婚姻情感关系上的复杂性，相较于青年粉丝实践的区别是什么？研究将年龄线索引入粉丝研究中，讨论年龄和粉丝实践的动态关系。

在实践层面，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以文本为核心，而非青年粉丝的数据化实践。老年粉丝的文本实践包括文本观看和文本生产。老年粉丝文本观看的核心内涵是“指尖共鸣”。“指尖共鸣”首先是一种媒介使用方式，通过智能手机这一个体化、便携化的媒介形式，老年粉丝得以在手掌间的微观尺度上进行文本观看。智能手机重构了家庭空间，家庭不再以客厅、卧室、厨房等物理空间作为切割，而是以个体所拥有的智能设备及其所连接的外部流动空间作为切割。老年粉丝足不出户，甚至不会颠覆既有的家庭生活，就可以在虚幻中与偶像建立情感连接。这种私人化的观看是老年追星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其次，基于老年粉丝的“边际人”审美风格，研究进一步将“指尖共鸣”定位为情感联结机制。老年粉丝的审美取向受其生命历程影响，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态。他们既喜欢符合现代性自由及平等理念的视觉符号，同时又保留传统审美的烙印。

电视剧《住宅区的两人》（2024）剧照。

在文本生产层面，老年粉丝通过文本拼贴和购买介入大众文本的生产，但其媒介操演能力较弱，因此文本生产方式更接近于德赛托所说的“游击战”，即通过细小、琐碎的方式从边缘瓦解原文本，而非青年粉丝群体中常见的精妙二创剪辑、同人文写作等成熟的“文本盗猎”方式。

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是在数字空间中操演的、竭力使其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数字化情感，其相较青年粉丝最为核心的异质性特征是脆弱平衡。这一隐喻意味着老年粉丝在现实生活中业已建立婚姻关系，其数字化情感被安置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那一段光谱。数字空间为人们建立与现实生活中并置的亲密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依托媒介技术建构起与偶像之间的数字化亲密关系和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是并置的，粉丝身份并未实现对老年粉丝家庭身份的僭越。但老年粉丝在“做粉丝”和“做伴侣”或“做长辈”之间维持的平衡又极为脆弱，他们无法将这两种身份有序地置于不相交的平行空间中，家庭道德和社会层面代际不平等权力的双重力量使得老年粉丝的身份协商难以较好实现，也即其所维护的平衡的脆弱性。作为关键要素，年龄的介入深刻影响了老年粉丝的追星实践方式与处境。

除了作为老年粉丝身份的核心隐喻，脆弱平衡也启发着对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遭遇的新理解。老年粉丝并非传统意义上被隔离在互联网之外的“数字弱势群体”，他们有触网经验并操演媒介，在互联网空间展开文化实践，但其仍然遭遇立体化的数字排斥。如此陌生化的经验呼唤超越既往的数字排斥研究路径，从数字排斥的外部发生机制来思索。“士绅化的本质关乎权力”，老年群体在当下遭遇的数字排斥或许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他们自身孱弱的身体素质、认知水平或媒介能力，而应该理解为基于传统家庭道德和代际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老年群体被青年“士绅”贬斥而系统性失权的过程。现有研究往往将老年群体简单视为媒介技术的“失能者”，并将其置于“代际数字排斥”的框架中，忽视了针对已触网老年群体的复杂排斥机制。同时，对数字排斥的发生机制也缺乏研探：谁在排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排斥？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在研究中通常被化约为老年群体自身的媒介使用困境，从而先验地免除了互联网技术环境对不正义的数字分化的责任。

研究受限于老年粉丝群体接触的复杂性，在人口学变量维度上呈现的是概略性特征。当前分析框架虽捕捉到作为核心变量的年龄对追星实践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但在性别、教育水平等关键维度上未展开细度考察。性别维度尤为值得关注：研究意识到不同性别老年粉丝在情感表达方式、偶像选择偏好及家庭协商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受制于样本可及性与伦理考量，研究未能深入实践场域捕捉这些微观互动细节。此研究局限恰恰揭示老年粉丝群体内部存在未被充分言说的多元性，由此呼唤使用更精细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现有研究范式所遮蔽的群体内部分化机制。

来源：新京报